怀念一个志愿军战士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在有风且寒冷的日子里，偶尔想起这个人，我的耳边就响起这纯美的歌声，歌声如泣如诉，好多好多的画面叠现在我的眼前：上甘岭上，我们那美丽善良的志愿军女护士，我们那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人民志愿军战士。

一晃眼，50年了，我在怀想一个从未谋面的志愿军战士。

这位志愿军战士是我的大伯。一想起“大伯”这么个称谓，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大伯，应该是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吧，至少应该是个中年人。但留在我乡下老家墙上的那张黑白照片，我大伯年轻且英俊。

时间回到1951年。

春天的一个夜晚，在我老家贺州马峰村中心那遮天蔽日的大榕树下，穿着一套灰白干部服，身上斜挎着一支长把驳壳枪的北方南下的区委书记老郑，就着一盏昏黄炽热的煤油灯，在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发来的阵亡通知书，老郑书记声情并茂地报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陈善民的英勇经历。

老郑哭了，群众们也都哭了，老陈他们家的大儿子为了保卫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了保卫我们刚分到的土地而英勇牺牲了。

人民政府问我们家有什么要求，我爷爷不说。

我叔叔说，那时候的人哪有现在这么精。你爷爷没有什么文化，他不懂说。那时候我和你爸爸还有你二伯都还小。

诸如要个工人指标干部指标或申请农转非什么什么的，我们家都没说。

其实要像现在报纸上电视里播的，某个解放军战士武警公安牺牲了，他的弟弟或妹妹或儿子女儿会去接过哥哥或父亲的钢枪一样，那么我那十六七岁的二伯完全可以去接过他哥哥的钢枪。但那时候接过钢枪就意味着牺牲。那时候，中朝两国军队与以美国人为首的多国部队正在朝鲜的土地上来回地拉锯。

并不是我二伯怕死什么的，同样跟爷爷一样没有文化、或者说还不懂事的我二伯什么也没说。

政府就给了一块漆成红色的军烈属木牌挂在我们老陈家的门口上。

但田地是我们的了，天下是我们的了。

现在，50年过去了，我的耳畔再度响起了那首雄壮且排山倒海般前进的人民志愿军军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时光流水。

我眼前出现了曾经无数次幻现过的我大伯的形象。

1950年10月19日黄昏，冷雨霏霏，细密如麻，浓云低低地压着大地，在迷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十九岁的我大伯陈善民驾着一辆大卡车，随着我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从安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事实上我大伯进入朝鲜没有两个月就牺牲了，那时候雪已经下得很大了。

在跨过鸭绿江后，人民志愿军最危险最艰难的兵种无非就是汽车部队了。那时候，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空军还没有出现；那时候，后方的中国人民正在大规模地动员募捐购买飞机，支授前线；那时候，制空权就掌握在了美国人和南朝鲜人的手中；那时候，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部队只有昼伏夜出，步履维艰。

朝鲜多山，而夜间行驶又不能开大灯，你可以想象我大伯和他的战友们的艰难困窘。

你大伯那是死得真英勇呵！我叔叔像看电影里的某位战斗英雄一样给我描述。那天夜晚，走着，不知是因为转弯实在看不清道路，还是一不小心弄错了开关，一辆汽车打开了一下大车灯，漆黑的夜晚，两条光柱特别耀眼，刚转过弯，美国人的飞机下蛋了。

我大伯就躺在雪地上。

传说，那天我大伯穿的是一件没有番号的旧军衣，天亮时，一息尚存的躺倒在雪地上的我大伯就英勇地解开了衣服，我大伯知道他要死了，他用手指沾着额头上的鲜血，在胸脯上写下了他的姓名、部队番号。

十九岁的、年轻的志愿军战士陈善民就这样牺牲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我叔叔说，要不是你大伯这样做，恐怕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心说，就中朝两国军队当时的实力，一个汽车兵，大抵是脱不了挨炸的结局的。

我大伯牺牲时，朝鲜战争刚打了个开头。

现在，我眺望北方，想我那从来没见过面的大伯。

秋雨霏霏，朝鲜那边要下雪了吧。我在乡下我大伯的衣冢坟前浮想连翩。我叔叔说，你大伯的坟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就两件旧衣服，一双破鞋子，还有一副孩子打鸟用的木柄弹弓。事实上我大伯已经永远地留在朝鲜了，我不知道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陵园里会不会有我大伯的名字。但我们老家祖屋的镜框里，还保存着这么两张发黄的著名的抗美援朝时的宣传画：一幅是一个着冬装的全副武装的志愿军战士抱着一个朝鲜小女孩，题：谁是最可爱的人；一幅是一个军人手指远方看着你，题：你为前线做了什么？

是呵，我们为前线做了什么？我们为祖国做了什么？

祖屋门楣上那块红色的军烈属牌子已经很淡了，风吹雨淋日晒的侵蚀，那上面的字迹都快看不清了。我想，也许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淡漠风化得跟那泥砖墙一样的颜色了。

但英雄是永远活在人民心里的。